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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好奇。
都有动物考古、植物考古了，还要专门弄农业考古干啥？
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
并非如此。
动植物考古，从内容来看，跟农业考古是重叠的。
但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动植物考古只研究与人类有关的动物和植物，而不涉及农业工具、灌溉设施、农田遗迹、与农耕活动有关的画像碑刻等。
因此，从涉及的内容来看，农业考古的规模远比动植物考古更加庞大，可以形成较大规模的学科优势和影响。
不仅如此，从国情来说，动植物考古没法跟农业考古比，前者极其小众，顶多就是一个研究方向，而中国是农业大国，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，因此，农业考古在反映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全貌方面更具优势。
当然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搞农业考古指向性更强，更加容易获得农业部门的经费。
要知道高校改革之前，大量的高校并不隶属于教育部或者地方，而是部委直属。
尤其是农业类高校。
搞动植物考古影响力太小，必须要弄农业考古才行。
这也是为什么陈文骅在南昌举办古代农业科技展的时候，获得农委领导重视的原因。
这些都是后话，现在最为重要的还是把文章弄出来。
搞学术的，文章著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。
之前写石峡栽培稻遗遗存，查了不少资料，也看了不少丁颖教授的书籍，甚至一些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也在翻看。
其中就有荆三林的《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》和孙常叙的《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》，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。但，有很大的参考性，尤其是荆三林的书影响力更大。
苏亦对荆先生也不陌生，前世还看过他写的《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》，据说这本书是五十年代写的，却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。
这书也算是他了解石窟寺雕刻的启蒙书籍，
以前翻看的时候，多少有些阅读门槛，对于现在的苏亦来说，这书顶多算入门级的。
就算如此，这书也还没出版。
甚至，再一次翻看对方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》，苏亦觉得自己未来有时间的话，也可以写类似于《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》的书籍，甚至把他对石窟寺考古的理解融入美术史之中，到时候，也是算是他系统整理石窟寺知识的集合，甚至苏亦有自信，到时候弄出来的书比荆版更加详实且有深度。
现在嘛，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来再说。
整个七十年代，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水稻遗存，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遗址，它的发现把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，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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